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对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论断，对指导我们深刻认识世界政治演变趋势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全面把握大变局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具有重大意义。领会理解这个论断，首先要从大历史的视野认清其核心要义，然后在此基础上研判这个大变局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应对方略。

如何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是近百年来未发生过的带有“破局”和“立局”性质的大变化。这个大变局涉及许多方面，但最为核心的是世界格局。世界格局可以分成若干层面，最为宏观、最带全局性的是由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而导致的“非西方化”。

西方国家自通过大航海、殖民扩张、思想启蒙、工业革命、政治变革等方式崛起后，五百年来一直主导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非西方国家则处于或被动挨打，或追随西方的境地。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不断成长壮大，其中许多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也相应提升。当前，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已经同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而且发展势头远好于后者。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集团、“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出现表明，在国际舞台上非西方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不可替代。持续五百年的“中心—边缘”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与非西方化这个大变局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还有两个中观层次的变局。一个是大国政治上的多极化。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仅美国想要打造的单极世界越来越遥远，而且多极力量变得更加均衡。起初，在苏联解体后的“一超多强”中，不仅美国拥有超强的实力，而且欧盟和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友，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大西方”。这时的大国政治格局实际上是由非常不均衡的三股力量构成，即“大西方”、俄罗斯和中国。“一超多强”实际上是“一超两强”。但是现在，多极化进程有了大不相同的图景：印度跻身“多强”行列；美国、欧盟、日本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和俄罗斯实力相对上升；尤其是欧盟和日本逐渐拉开同美国的距离，寻求更多的自主性。这种图景预示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极世界正加快步伐成为现实。中国和印度在百年前还是任西方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现在已经成长为大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角色，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个是世界政治地理重心东移。自西方崛起后，世界政治地理重心曾长期在欧洲。2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地理重心开始向北美转移，但是欧洲仍然保有其重要地位。这时世界政治地理中心实际上有两个，都在大西洋沿岸。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东亚国家不断兴起，太平洋世纪逐渐成为现实。现实中的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实际上是三极，即由东亚、北美和欧洲三个力量中心组成。从长远发展态势来看，东亚地区的发展潜力远超北美和欧洲。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大变局

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是非常突出的角色。无论是非西方化，还是多极化，抑或是东亚崛起，都少不了中国的身影。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大变局，并且构成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崛起之前，世界主要区域都出现了有影响的文明国家，而中华文明几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拥有重要地位。中华文明虽然也曾遭遇挑战，但是历史演进的结果是这些征服者被中华文明同化。然而，到了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进攻，中国却一败再败，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深渊。这是中华民族兴起以来从未有过的劫难。虽然那时的清王朝所拥有的财富和控制的人口一点也不比西方少，但最终敌不过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为之提供支撑的先进科技、现代工业和国家治理体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少发展中国家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励精图治重新站起来并走上世界舞台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事物，但并未照抄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当年西方崛起后对非西方世界进行征服、掠夺不同，非西方国家崛起后并不想征服西方，而是要同它共生共荣。

对中国来说，民族复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辅相成、“二位一体”。中国的崛起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了制度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不仅使14亿中国人跟上了现代化步伐，而且也为其他处在复兴进程中的非西方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发展道路的全新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社会主义事业是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

中国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格局变化对世界和中国都会带来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对中国来说，既要抓住大变局带来的历史机遇，也要应对好大变局带来的严峻挑战。

大变局无疑有利于中国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利于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会刺激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甚至恐惧，从而强化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从经济、科技、意识形态、地缘战略、国际秩序等方面打压中国、制造摩擦，以期达到阻滞中国崛起的目的。中国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上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综合实力同西方大国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因此，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和治理体系改革、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上，要把握好尽力和量力的关系，尽力而行、量力而为，避免战略透支；在应对西方大国的战略竞争和遏制时，要把握好斗争与合作的关系，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以斗争求合作、求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